“当时我在耳原路派出所当户籍警，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每家每户买鞭炮。刚开始是一万响的，后来变成五万，再后来是十万反正就是攀比，你家炸的多，我家炸得更多。光是鞭炮还不够，还买来成箱的“升高”，做了個特制的木头卡子。在地上摆开有五米长，打上槽眼，把“升高”斜插进去，一次就几十上百个，单独用药线串起来，跟着鞭炮一块儿点火，这边炸，那边响，搞得比过年还热闹。”

“村里开席，讲究的是随来随吃。可大家伙都搬了新房，家家都一样，流水席就没意思了。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起的头，去商场里订了很多礼盒，每家送一个。刚开始的时候礼物还只是水果和糕点，后来就变成了烟酒，而且档次越来越高。”

虎平涛听得直摇头：“就为了显摆？觉得口袋里有钱？”

廖秋叹了口气：“老话说得好，人狂有祸啊！小冲村的村民这种搞法，很快引起了外人的注意。”

“全村搬迁后的第三天，小区附近的很多空房被租了，开起了茶室和麻将馆。”

“人家直接盯上了他们口袋里的钞票。虽然咱们国家法律没有禁止打麻将，可谁都明白打麻将肯定有输赢。如果换了我是麻将馆的经营者，肯定高兴附近有人每天都来光顾生意啊！”

“麻将馆和茶室收益来源于每个场次的抽成。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合法经营。可如果被有心人盯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”

这话虎平涛一听就明白了：“廖哥，你是说，当时小冲村那边有人经营地下赌场？”

廖秋点点头：“主要是推牌九和捞腌菜。底注都是一百，一个晚上输赢就在好几万，多的时候十几万。有时候想想，我觉得这帮人真的很混，那可是零六年啊！你用这些钱随便做点儿什么不香吗？只要愿意投资，基本上都能赚钱。可那些村民宁愿把钱扔在赌桌上，也没人愿意做点儿什么。”

“赌博肯定是要瞒着警察的。白天不玩，晚上才像夜猫子那样悄悄溜出来。当时派出所的警力不足，也不像现在这样能招聘辅警。辖区面积大，不可能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地方，所以小冲村那边的问题被忽略了直到后来，闹出了人命。”

说着，廖秋指了一下摆在桌上的卷宗：“往下数第四份。一家三口，当爹的是个老实人，偏偏他老婆喜欢打麻将，平时在村子里名声也不好，招惹是非，据说还跟好几个男的有染虽然是风言风语，但村里的人平时不会乱嚼舌头，尤其是涉及男女方面。”

“那女的经常出入地下赌场，据说还与看场子俩男的搞在一块儿。后来她推牌九输了二十几万，想要翻本，就瞒着她丈夫，把家里的房本偷出来，抵押给高利贷，借了一笔款子。”

“她那天晚上玩的是一把定输赢，还专门为此切了一根手指。这是以前黑道上的规矩：无论摇骰子、牌九、梭哈还是扎金花，只要赌注超过十万块钱，想要翻本的那一方，除了必须拿出足够的赌金，还得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切根手指头下来，摆在桌子上，这叫血镇。”

虎平涛还是头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惊讶地问：“输钱的想要扳本，这很正常。可为什么要切手指？”

石宏伟在旁边一直听着，插话进来解释：“这是建国以前的做法。切手指意味着自己再没有多余的东西。以前的规矩跟现在有很大区别，我看过相关的文献：当时切手指在赌桌上可以抵五十块银元，有些地方甚至能抵一百。如果赌客拿不出钱来，切手指这把偏偏又输了，那就相当于把自己卖给赌场，由别人来决定伱的生死。”

“以前的赌场都养着一批这种“卖命”的人。规矩是从京、津那一带传过来的。混混门，也就是俗称的黑道。一般来说，常见纠纷是赌场之间互相看不顺眼，想要并吞对方，自己做大。遇到这种时候，肯定不能找警察，双方约了打一场也不合算。毕竟打架肯定互有死伤，到头来还给警察局那边落下口实。于是约斗就变成了双方各自出人比狠。”

“你这边的人切根手指头，我这边的就用刀子从胳膊或者大腿上割一大块肉。你轮起斧头剁掉自己半个脚巴掌，我这边的就直接剁手。”

“搞到后面还有更出格的，直接在比斗场上弄出人命。”

“那都是旧社会的事情，换到现在肯定不行。那女的切手指镇桌，是为了让在场的人都做个见证，防止赌场方面输了赖账。另一方向，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想要倾其所有搏一把。用这种举动表明一切都是自愿，与旁人无关。”

虎平涛看着那厚厚一大摞的案卷，皱起眉头问：“搞到最后，她还是输了？”

廖秋点点头：“输了，真正是倾家荡产。那女的当天晚上离开赌场回家，趁着她丈夫睡着了，直接扳开嘴，灌进去小半瓶农药，然后用枕头把她女儿活活捂死，她自己最后也喝了农药一家三口，就这样没了。”

“赌场那边很早就得到消息，等到第二天我们展开调查，只抓到几个外围成员。”

石宏伟解释：“这些做地下赌场的人都很精明。无论租房还是设局，目标明确，只要拿到钱就跑。而且这些人下手很黑那女的当天晚上赌骰子，赌场方面肯定动了手脚。我们后来查处了好几起，都是电磁赌桌。平时骰子看起来很普通，可一旦启动了装在桌子底层的磁铁块，想要多少点数都可以控制。”

廖秋认真地说：“从那时候起，我们就把这个地下赌博团伙列入重点调查范围。这些年政府搞房地产开发，很多城中村搬迁，地下赌场也比比皆是。那些人就是看准了村民一夜暴富后的膨胀心理，在回迁居民区附近设局。”

“一七年的时候，我们抓住了这个地下赌博团伙的头目。”说着，廖秋从案卷下面抽出一张文件，递给虎平涛。

纸面上是一张打印照片：男性，四十多岁，面带微笑，相貌方正。

廖秋解释：“这人叫边凯。姓边，很少见的一个姓。因为这案子列入省厅重点监控，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牵涉，我就不好多说，就跟你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人————因为咱们滇省地处西南，一直属于经济文化落后地区，边凯这个人是很有雄心壮志的，他一心想要以省城为核心，把他的事业做大做强。”

虎平涛听得一阵好笑：“做大做强？他这是想洗白？想把地下赌场变成合法经营的企业？”

廖秋也笑了：“你得理解。早年的时候，咱们国家法律远不如现在这么完善，很多人都在钻空子。像边凯这种人，很早就在道上混，各方面的人都认识，他手里也有钱。时间长了，相互之间称兄道弟，彼此恭维，再加上那些年他一直顺风顺水，就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认为天下无处不能去，天下无事不可做。大有王者鄙睨一切，唯我独尊的想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