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品制造所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书籍、仪器、标本、模型、图表，供有需要的学校咨询和仿制。

实习工场为工业学堂学生实习之所，兼培养技术工人。

直隶工艺总局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引导、奖励，努力推动工商业的振兴。发布相关文章，号召各界人士“同心努力，急起直追，或独出资创办工场，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”，“推广工业，大辟利源”。

承诺：“一切开办之法，保护之方，莫不代为筹划，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。”

工艺总局经常派出工业学堂的教员，工商业家到街头讲演，宣传鼓动，派遣劝工委员，分赴各地发动官绅合办工厂。

调查出产和工业情况，举办展览会。试办工业售品所，出售所属工厂产品。

办理寄售业务，打开销路。考核鉴定厂矿企业，好者给以奖励。

一九零五年评定模范工厂二十七家，一九零六年五十八家，颁发金奖牌三十八枚，银奖牌四十七枚。

还派人带领工徒前往湖北制麻局学习织造技术，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，到日本考察造纸，织布工艺。……

袁世凯通过直隶工艺总局的积极努力，对天津和直隶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也兴办起了一批企业。天津市区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九年间，开办的工厂有三十三家，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七年的四年多时间里，直隶一百五十多个府、州、县，开办工艺局、所、厂的达八十五处，资本总额库平银四十二万余两。

较大的企业，有机器造币有限公司、万益有限公司（织造毡呢等）、电灯有限公司、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、北洋劝业铁厂、实业工艺厂、北洋烟草有限公司和有当时名气很大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。

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年产水泥二十余万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建材企业。

在实业方面，袁世凯较大手笔还有滦州媒矿的兴办。

在袁世凯的任内，直隶民族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的。

袁世凯认为：“非讲求地利，振兴农务，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。”因此，他在直隶总督的任内，也是很重视农业的，特别是植树造林。

在他的主持下，一九零二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。购买农业机器，聘请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导种植。

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，主要教授蚕桑种植和糖、酒的生产。保定郊区二百多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，也归农务局经营。

该局还开展农产品评会，大力宣传种树的益处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那个时候，各州县对植树造林还是很重视的。

当然，最值得一书的还是大办新型教育。

随着国门的被打开，新思想，新知识不断的涌入，旧的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显现。

废除旧的科举制度，已经提到了历史议程。

一九零三年十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，提出“专注学校一途”。指出“政治必赖于人才，人才必出于学校”，而科举阻碍学校的兴办，“科举一日不除，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”。

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，学政岁科试分二科减尽，乡、会试分三科减尽。以前的举贡，生员按照不同情况，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、仕学和师范速成班学习，或另给其他出路。

引起清廷重视，谕令从丙午科（一九零六年）起，科举分三科减尽。

一九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，袁世凯再次领衔，与张之洞、赵尔巽、周馥、岑春煊、端方联名上折，指出“危迫情形，更甚曩日，实同一日千斤”，纵使“科举立停，学堂遍设，亦必十多年后，人才始盛”，奏请立即停止科举，推广学校。

清廷立允，谕令从丙午科起，所有乡、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。从此，科举制度被永远的废除了。

科举制度的废除，为新式学校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，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。中国的教育，也就逐步的融入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