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，被下令逮捕，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，及资助路费，逃至上海。

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，于宣统元年（一九零九年）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。不久，接任陆军小学总办（校长），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，进行革命活动。

十月十三日夜间十时许，九江革命党人闻知湖南已响应武昌起义，九江岳师门外的金鸡坡炮台由陈廷训发炮三响，接着又响一排枪声，九江新军开始起义。

九江城内的道署卫兵知是起义信号，便点火接应，大开城门。城内城外革命军个个荷枪实弹，臂上绕着印有“同心协力”字样的白布，攻向道署。

九江道台保恒匆忙躲进租界逃命，继而逃往上海。午夜时分，革命军围住九江府署，九江知府璞良被擒。

九江起义胜利，革命军将九江道署改为军政分府，推五十三标统马毓宝为都督，林森为民政部长。两天后，李烈钧赶到九江，被公举为总参谋长。李烈钧、林森、吴铁城等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重要军政人物。

而荫昌统领的清军，在前线却毫无进展，他继续贯彻着袁世凯的战略部署。

待在家里就任湖广总督后，袁世凯怕荫昌误事，明确电告他：“前鋒不竟，拟宜择地集合，固布守局，以戴筹备完善再图进取。”

现在袁世凯给荫昌的电文，已经不是建议，而是命令，因为荫昌已经收到统归袁世凯节制的谕令。

二十三日，得力干将冯国璋到达彰德。

袁世凯面授机宜：“乱党颇有知识，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。且占据武汉，是负隅之势已成，兼工厂未停，火器日出不穷，势力如此之大，诚有不可轻视者。而我军饷械未到，人员未齐，脱令出师太骤，万一偶有失利之处，则关系大局，实非浅鲜。是非筹备周妥，计出万全，断难督师进攻。”授意冯国璋，一定要“慢慢走，等等看”。

如果真要收复武汉，应当趁革命党人立足未稳，火速进军。各地也应趁未联合成一体，若想各个击破，也应兵贵神速。袁世凯为什么按兵不动呢？

一方面，他要借用革命党的势力压迫清廷，做出更多的有利于他的让步。另一方面，也是最主要的，他人虽在洹上，足不出户，但各地的形势，他通过电报等渠道，是了然于胸的。他一直想着杨度的话，眼见清王朝已奄奄一息，自己能为这个没有希望的王朝做殉葬品吗？

所谓“世受国恩”，那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自己努力做事，却差点丟了性命，而被罢官回家，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。

对这个待自己如此不公平的王朝，他不担没有什么恩可报，反而仇怨很深。当此乱世，想要有所作为，必须要有实力，他怎么舍得把自己手里的这些本钱用在为这个垂死的王朝去卖命呢？

冯国璋是个带兵打仗的人，他当然不知道袁世凯的用心。对整个战局虽然不如袁世凯那样全面了解，但大局观还是有的，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当今之计应当是速战速决。

袁世凯自然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但又怕冯国璋坏了自己的事。就很严肃的告诉冯国璋，自己有通盘考虑，要求他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和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就行了。

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何况是来自自己尊敬的大帅的命令，冯国璋当然是言听计从。

对袁世凯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捂紧钱袋，也就是把军队死死的抓在手中。二十四、二十五两天，袁世凯接连两次电请内阁代奏，称革命党势力雄厚，未可轻视。清军士气不振，兵心不固。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安抚军心，激励士气。同时奏请冯国璋统领第一军，段祺瑞统领第二军，陆续开拔，到河南信阳一带集结。

还是怕荫昌坏了他的事，二十六日，袁世凯再次致电荫昌：“王师宜策万全，稍有失利，大局益危。必须筹备完全，厚集兵力，知彼知己，一鼓荡平。”

荫昌听了袁世凯的，一直“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”，等待着冯国璋带领的增援部队，前来汇合。

冯国璋离得不是很远，但行动迟缓。去电催促，总有一大堆理由。荫昌也实难有所作为，只能按兵不动。